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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游子 的 礼县红河在先秦文明中的定位初探

 

 

1919年在今礼县红河乡六图、八图村与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梨树坡、董集寨村接壤的马家坪庙山（又名大洼山）梁上出土秦公簋后，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通过考证其铭文认定这一带应该就是先秦发祥地西犬丘的具体位置，这一认定揭开了专家学者研究先秦历史的序幕，也使红河这一片热土与先秦肇始文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考古挖掘使人们将秦人第一都邑西垂与其附近的永兴、祁山和西和县长道联系的更近了。专家分析，按当时的交通条件，秦都邑应在大堡子山周围20公里之内，这样国家的一些大型祭祀或殡葬活动才能实现朝发夕回。而红河由于至今还未发现先秦古城遗址和较大型的墓葬群，似乎没有更为充分的实物证据来支持红河作为秦人发祥地西犬丘的认定。这种说法自然也有一定道理，但下此结论我觉得为时尚早，礼县红河依然是进一步探寻礼县先秦文化遗存不能舍弃且必须高度重视的载体。具体原因可以分析归纳为四点：

其一，礼县红河周围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秦文化人文遗迹。礼县红河乡与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杨家寺乡接壤，杨家寺河与花石河从北面和西北面流到红河街道相汇形成峁水河流入西汉水，杨家寺河与花石河冲击形成了红河川、杨家寺川和花石川相连的一片开阔地带，周围是地势低缓的矮山丘陵，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最适宜于放牧。如今这一带祖辈相传的许多地名仍与放牧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杨家寺河发源的芦子滩一带，至今叫芦子的这种植物生长仍十分茂盛，当地人称的芦子其实就是芦苇。芦苇属禾本科，多年生草本，生长于温带地区的池沼、河岸或道旁，是极佳的保土固堤植物，也是天然的牧草。在《诗经·秦风》中有一篇专门以芦苇为背景的描写男女爱情的歌谣：《蒹葭》（芦苇在秦时的称谓）。诗中写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芦苇生长如此茂盛的地方，芦苇和流水构成美妙如画图的地方，让青年男女能忘我地谈情说爱的地方，不会与发源杨家寺河的哪个叫芦子滩的地方无关吧。如今红河镇周围的好些村子的命名都带有“沟”字，如白家沟、张家沟、吴家沟、菜子沟，沟内坡场广阔，是天然的牧马场所，其中距离先秦六八图遗址、费家庄遗址最近的草滩沟，位于天台山旁，分布着成片成片的大荒地，莺飞草长，传说是秦先祖的军马场。如今，这一区域还有三眼千百年来被世人津津乐道的泉水，在大雪封山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天，不但不结冰，还冒热气。到骄阳似火烈日炎炎的六月伏天，清凉爽口，是人畜饮用的天然矿泉水。这就是白家沟的玛子泉，花石村的咕噜雁池，天台山下的费家潭，这三眼泉水呈三角分布，泉与泉之间距离5华里，水一流出便能打转一土水磨，是上天赐予秦人先祖的“饮马潭”。如此水草肥美，处于创业阶段的秦人首领绝对不会对此繁畜的“风水宝地”无动于衷。另外，在六八图村有一块叫马莲（练）坪的地方，相传是因秦人在此练马而得名。如此多的地名与放牧相关，推测此与秦人牧马发迹应有所牵连。有人曾分析，由于礼县盐关一带井水含盐，含盐的水草喂养的马匹才高大雄健，耐力持久，遂有秦人首领非子牧马有功于周孝王而被 “分土为附庸”，邑于秦之说。但按生物学的原理解释，土壤含盐不利于水草生长，繁茂自然无从谈起。再者，井水含盐，牲畜饮之大有益处，但以牧马起家的秦人马匹自然成千上万，靠打提井水饮马也有点不太现实，河边饮马或自流泉水饮马应为首选。如果再到红河进行实地感受，看连绵起伏的低山丘陵与流水河谷错落有致，你脑海里绝对会浮现出“南山放牧”和“泉边饮水”时万马齐喑的壮美场面。即便是水涝灾害频发的年份，由于牧场广布于山坡上，河川的洪水也不会对人畜安全和必要的交通往来带来大的障碍，秦人在红河牧马发迹可谓占尽天时地利。

其二，秦公簋的发现是红河作为秦人发祥地的最有力佐证。敬天祭祖的祭典和扩张领土聚敛财富的戎事是早期国家维护王权、巩固统治的两件大事。簋最初为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特别在西周时代，簋才成为重要的礼器之一。秦公簋是秦公为西垂宗庙所作的祭器，按照古代君王墓葬多在都城附近的惯例，如果说秦人先祖数十几代一直驻扎于大堡子山周围，并在此建立都邑的话，作为国家宗庙之祭祀用器的秦公簋在距大堡子山50多公里的红河发现有点不可思议。秦人先祖绝对不可能空穴来风，在道路交通不发达的当时从大堡子山跑近百里路程到红河进行祭祀活动。目前，考古专家普遍认为红河镇南5 华里处的天台山是秦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具体场所。天台山围土而成，山体四面如削，山顶平台宽大，远望气势雄伟，是秦人祭天的绝佳选择。假如秦人祭天时选择红河天台山是因为其山形俊秀挺拔也不无可能的话，秦人不会在先祖长眠于永兴一带的情况下而到红河祭祖，并且将祭祖的重器永远地留在红河的地底下。可能性只有一个，秦人部落最初居红河，站稳脚跟后顺峁水河而下，在庄公、襄公或其子文公做首领（更早一点可能是非子做首领）时已迁徙至大堡子山下的永兴、盐关、长道一带安营扎寨。此时秦人虽迁徙到大堡子山一带，但其先祖有可能仍长眠于红河，因此秦人到红河祭天祭祖便情通理顺。秦人先祖游牧起家，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几百年，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必要的迁徙逐水而居理应在所难免。将红河排除在先秦都邑之外，与情与理不通，也难自圆其说。另外，作为稀世珍宝的秦公簋在盖、器身刻有106字的祭祀铭文一篇，大致内容为：先祖承受天命成为诸侯已12代，文臣武将，人才云集，国力强盛，威名显赫。秦公受封，抚育百姓，建功立业，永保四方。为缅怀先祖功德，特铸作此器，以尽祭祀之礼。特别是器和盖内均凿有一行铭文，器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敦（簋）”，盖云“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王国维考证刻文中提及的“西”就是秦人早期都邑西垂（西犬丘），也是后来东汉陇西郡西县。《水经注·漾水注》记载：“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峁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康世荣先生经实地考查认为，西垂（西犬丘）位于礼县红河乡费家庄、六八图一带则与《水经注》的记载完全吻合，不应置疑，除非郦道元的记述存在差错。

其三，红河一带的文物“发现”过早，损失严重。在本世纪初先秦文化考古队在礼县发现的几处遗迹中，首当其冲的是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的有红河乡六八图遗址，除此之外，还有一处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的有费家庄遗址。记得小时侯到红河镇东面的毛栗子梁上闲转悠时，常看到成片的水平梯田地里洒落着无数陶罐瓦块的残片，决非近现代之物。另外，还听六八图村的老人讲，清末民初在其庄后的马家坪先后零零星星发现了好几处古墓群，并从古墓中出土了好多铜剑铜壶之类的文物。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价值认识不清，当地还有迷信的说法，外面的铁铜器物不能往家里拿，特别是坟墓里的东西更不能搬回家，否则家人要遭不测。所以，那时陆续发现文物很可惜被破坏了，就连震惊中外的秦公簋能有幸保存下来也纯属于意外。从现有的记载资料来看，秦公簋由当地的一个放羊农民无意中挖掘发现，被当作废铜缴给横河（红河当时的称呼）“聚源当”，后被陕西关中一古董商发现，贩运至省城。因无识货者，又流传到兰州南关一商肆，置于厨中盛装残浆。后有人慧眼识宝，以高价收购，名声大震。紧接着被当时苦爱搜求名画古玩的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以权势将此宝据为己有（此物能被甘肃当时最大的军阀张广建索得，足见绝非寻常之物），1920年底在他被迫离任时带至天津，张广建后人于1935年以2000块大洋又卖给冯恕收藏。冯恕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59年，作为先秦时期最著名青铜器之一的秦公簋被拨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收藏。国宝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并重现光辉，此乃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之幸，更是弘扬红河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据当地老人后来回忆，当时与秦公簋一块挖出的青铜器物十余件，而留世的仅此一物，实属不易。这些因“发现”过早而陆续损失文物使得红河在先秦历史的地位认定上出现了考古实物方面的断档。但出土的文物即使损失待尽，也说明毕竟有实物存在，不能与绝对没有出土文物混同。也许那些年丢失的正是埋藏于红河地下，历经了漫漫历史长河的真正价值连城的“好东西”，这无疑是红河古文化研究永远的“伤痛”。

其四，一些先秦文明的待解之谜将红河推到历史考古的前沿。据《史记》记载，秦人从最早的部落首领中燏初居西犬丘，“在西戎，保西垂”，之后共计十余位（代）首领皆居于此。其中第八任首领非子在西犬丘为周孝王牧马，因其所养的马匹高大雄健，耐力持久而被分土为附庸，邑于秦。后来到周幽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秦人第十三任首领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接着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有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始得以建国。近十年，在大堡子山发现的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秦公大墓，有两座相对较大的墓葬，多数专家考证为秦庄公、秦襄公或其子秦文公的陵墓，而此前秦先祖蜚廉、恶来、女妨、旁皋、大几、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皆应居于此，但陵寝何处还是一个谜，大堡子山的秦公陵园考古近乎将此山翻了个“底朝天”，在其周围发现其它大中型墓葬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按照先秦墓葬“两水夹一山”的风水取向，红河寺垛脑山与杨家寺河和花石河正好构成与大堡子山同出一辄的风水实例，寺垛脑山不是没有发现秦先祖陵墓的可能性。由于寺垛脑山从风水上说是红河镇的主山，因而，一直以来没有在山上进行大的农田基建，即使地下有被埋藏的先秦文明，也不会被发现。从礼县已挖掘出的先秦文明的历史遗存来看，往往都于大型的农田基建活动有关。红河寺垛脑山前曾建有慈音观，方口寺，与不远处的天台山庆云寺遥相辉映，是红河、杨家寺、固城、马河的一大景观，可见，寺垛脑山上到底有没有待解之谜，还要时间的检验。另外，据红河镇上的个别老人回忆说，他们的祖辈父辈把上街寺垛脑山下的现叫塄坩的某些地方当时分别还称为“大犬”、 “小犬” 和“犬丘”等名称，而这片地方正好是高出流经红河镇的杨家寺河几丈的台地里，坐西北朝东南，向阳通风，到今天依然是人们建房安家争相置办的首选之地。也许，史之记载的西犬丘应是红河，而而作为秦之都邑的西垂才在大堡子山附近，尽管目前一些秦史专家偏向于西犬丘和西垂应同属一地之说，但对此问题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结果还不一致。就此而言，礼县先秦文明研究依然任务重，空间大，目前才揭开冰山之一角，堂堂秦人四大陵园之最早的西垂陵园不可能仅发掘两座秦公大墓而收场。我推测绝对不能排除秦人最初先在红河一带牧马起家，然后再顺河而下游牧迁徙到今天的盐关、永兴一带立国建都，最终东进关中建立霸业的可能性。在礼县大堡子山周围的永兴、长道一带着实没发现秦人都邑遗迹之前，在其他秦人先祖的陵寝还未大白于世之前，秦人都邑之谜从根本上说还未尘埃落定，也许我的质疑能为通过考古揭开这一历史的真实提供思路，让我们拭目以待。